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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国共产党党史

作者: 时间:2021/04/27来源:党政办公室

 

  1966年

       1月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六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3月8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三十个人民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4月10日 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5月31日 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 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四十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 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8月1日 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28日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唆使他组织力量搞臭刘少奇。25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游行示威,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0月27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运行正常,核弹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爆炸。

       11月上旬 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三十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24日 中共中央电复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30日 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农业总产值910亿元,比上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1624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发电量,825亿度,比上年增长22%;铁路货运量5.49亿吨,比上年增长11.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增长1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国家财政总收入558.7亿元,总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